老陆说翻译其实是靠脑力吃饭的行业里最不起眼的一个职业。

他在远洋轮上度过了21年的翻译生涯，他的经历也见证了这个行业的迅猛发展


　　远洋轮船上的翻译


□本报驻沪记者 刘建平 摄影 吴长青

　　老陆已经53岁了，两年前，他结束了自己在远洋轮上长达21年的翻译生涯，回到了陆地。

　　老陆原本想在船上一直干到退休，但远洋集团已不再需要他们这些翻译了。现在的情形已远不是当年：从第二代的远洋船长们开始，会说英语的人就越来越普遍，他们这些翻译也就逐渐地成了闲人。在大海里奔波了大半辈子，老陆可能是最后一个上岸的上海远洋轮上的专职翻译。他笑着说自己就像是美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莫希干人（一个英勇善战的印第安部落）。在他的天命之年，不得不开始了他人生的第二次迁徙。说这些话时，他多少有些无奈。

　　老陆见证了翻译这个行当在20年里的起起伏伏，他的人生经历也许就是最好的记录。当他还是个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时，和其他的许多同龄人一样，他在高中还没毕业时就被卷入了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潮之中。个体的力量是如此的微弱，老陆从高中校门里出来，就直接进了工厂，在上海海运局的一艘燃料供应船上当水手。说是水手，其实老陆看上去一点也不像，和别人相比，他瘦得弱不禁风，但在大伙的眼里，他却是船上的秀才。他们这艘小船经常要给一些往来于上海港的外国轮船加油，中间每次要和老外打交道时，大家就把老陆叫出来：“小陆子，侬咯英文呱呱叫，帮帮忙，上去跟老外收钞票。”然后，大伙在甲板上用人梯架着老陆，让他爬上外轮的船舷。他也不怵，加上事情原本也都比较简单，往来几番后，他干脆就和外国水手们天南地北地的神侃。老外也难得在中国碰到一个会讲点英语的水手，一开心，末了总会拿上两包香烟之类的礼品馈赠给他。他也不抽，带回来后分给大家。于是大家也就越发觉得派“小陆子”去和外国人打交道是件正确的事情。

　　老陆甚至连高中都没有正式毕业，他的英语又是从哪里学来的呢？这不得不归功于他在当年每月从牙缝里挤出一块钱，跑到福州路上的外文书店购买惟一的英文画报———《阿尔巴尼亚画报》。回来后，他一边拿着画报，一边对着词典琢磨，便跑到老外的船上现学现用去了。在整个红色的年代里，老陆度过了没有色彩的青春。那份彩色的《新阿尔巴尼亚画报》如同夜幕里的萤火，微微照亮了夜的间隙。
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后，国门在吱吱哑哑中逐渐打开，海运局的轮船也开始走向国际市场挣外汇。经过了十年浩劫，仓皇之中发现竟然找不出几个懂外语的人来。这些船到了国外，常常因为语言问题弄出许多笑话来。外商在情急之下，经常会派车到华人社区拉一个华侨过来充当临时的翻译。有时船在公海上，甚至还会动用直升机运翻译上船。泱泱中华，竟然缺几个翻译，这让人很没面子。于是海运局的领导决定在本公司中发掘懂外语的人才。在招聘翻译的时候，有人就跑到领导那里说：“加油船上的小陆子外语老好。什么？怎么好？反正他跟外国人讲得叽里呱啦的。”因为同事的这番推荐，老陆得到了一次考试的机会，考试是两个从外语学院请来的教授主持的，他们让老陆听一段英语磁带，然后让他在对应的文稿上找出刚才的那段话在哪。老陆用手指了指，教授点了点头，就这么着，连高中也没正式毕业的老陆就成了上海海运局的专职翻译。

　　他上的第一艘远洋轮叫做《胜利五号》，这艘只有3000吨的远洋轮在大海里跟一片树叶一样，他和船上的30多名水手就如同匍匐在树叶上的蚂蚁，往返于陆地与陆地之间的海上生活枯燥而漫长。他已经习惯了在海上一连几个月的囚笼般的生活，看太阳从海平面上出现，消失，仰望星空，然后睡觉。只有当船到达异国彼岸时，他才变成一个真正的翻译。大部分的时间里，他同时还干着事务长的工作，负责给船员们安排伙食，处理杂务等。在和外国代理们打交道时，他的对外身份是“助理船长”，而不叫翻译。是因为这样面子上才更加好看，免得老外看低了中国的船长。但回到船上，是绝没有人这么称呼他的。“助理船长”一度有三四百人之众，后来的大都是一些外语院校毕业的年轻人，他们比老陆小，却少有能像老陆这样愿意在海上呆上大半辈子的，船是他们的跳板，寂寞和海上的风浪让他们纷纷离去。老陆是个没有正规文凭的翻译，他也乐于守着这份工作。

　　到了1990年代，懂外语再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了，谁都能讲上几句，于是老陆的存在越来越显多余。老陆劳苦功高，因为这，领导方让他最后一个下岗。闲在家里没事做，老陆也到一些翻译公司去应聘。每回进去，坐在他边上的都是些和他儿子一般大的竞争对手，别人看看他，他朝别人笑笑。整个行情似乎都显得不太景气，竞争却是异常的残酷。好不容易得到了一份有两千元月薪的工作，要求是月翻译量不低于10万字。老陆老了，他觉得没有办法像年轻人那样玩命地完成如此高负荷的任务。换了两家单位后，老陆选择了放弃。

　　如今，五十开外的老陆在儿子的电脑上倒腾。他的自学能力超强，没过多久他就给自己建了个翻译网站，还明码报价，招揽零散的翻译业务。他还给自己取了个网名叫“卖炭翁”。尽管他自称只是随便起的，并没有多大的意义，但还是让人想到了“心忧炭贱愿天寒”的诗句。老陆说翻译其实是脑力劳动者当中最不起眼的一个职业，跟码头上的搬运工差不多。别人搬的是麻袋，他们搬的却是字块。老陆还有一块心病，他想和当年上学的高中商量，能不能补发一本毕业证书。红色的岁月，蔚蓝色的大海，这些是否一直是老陆生命中的密码，我不知道。老陆翻译了无数的语言和文字，不知何时才能破解潜藏在人生中的字符。

　　他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翻译，他远比一个翻译做的多得多


　　给米卢当“三陪”


□李响 摄影  李响

　　三年前的昆明海埂基地，刚到中国的米卢身边第一次出现了一位西服革履、操流利西班牙语的年轻人，他便是虞惠贤。那时的他神情庄重，对眼前世界名帅的敬畏之情溢于言表。而如今米卢离开中国后，说起这段日子，小虞笑称是“不堪回首的三陪经历”。

　　给老米当翻译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，米卢的思维跳跃性大，经常是说着这件事想起了那件事，上半句在讲李铁的传球，下半句就说到李玮峰的防守，为此虞惠贤刚做米卢翻译时，经常自己就被搞得莫名其妙，甚至球场上的训练都会因为一句话而中断。队员们也对小虞颇有微辞，急脾气的李铁还会对他大吼大叫，而关于“翻译和队员打架”的新闻立刻就会见诸报端，让虞惠贤有苦说不出。“米卢说到时间通通用‘那天’代替，地点更是经常省略，有时我不得不追问半天，才能将一句话完整地翻译出来。”小虞说是经过了大约半年的磨合，他才和老米达到默契的。

　　可以说，一直陪伴在米卢身边的小虞不仅扮演了翻译的角色，他还是“司机＋秘书＋保姆＋协调人”，被他称为“陪吃陪喝陪睡”。虞惠贤最头痛的就是陪米卢上街，他这个做司机和秘书的经常被老米指挥得手忙脚乱，因为米卢总是想起什么就是什么，一点没有计划，“陪他出去就像无头的苍蝇到处乱撞”，两年多前虞翻译就曾对我这样总结道。每次出国，虞惠贤不仅要帮米卢订票取票，还要帮他收拾行李，即使是这样他们还是会在登机前的最后一刻赶到机场。就在米卢最后离开中国的时候，临行前竟然发现机票不见了，虞惠贤翻箱倒柜地帮他找，然后又给航空公司打电话补票，直到把老米送上飞机，他才长出了一口气，“这下终于解脱了！”

　　翻译有直译和意译，可虞惠贤所做的远比这多得多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“好的极力渲染，坏的尽量淡化调和”。十强赛前老米不顾足协的反对跑到阿根廷看世青赛，回国后他和足协之间的矛盾终于爆发。足协领导措辞严厉地告诉他如果不愿意干，干脆下课吧。然而老米也很倔强，不承认自己有任何过错，谈话陷入僵局。此时虞惠贤就尽量淡化双方过激的言辞，换成一种较为委婉的表达方式，类似“炒鱿鱼”的话就被他悄悄省略了。中国队的一场比赛李铁表现欠佳，场上顿时响起“换李铁”的喊声。赛后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询问米卢是否听到了，为何不将李铁换下。老米一脸茫然地看着小虞，却原来虞惠贤比赛中根本没把这话翻译给他。米卢拍着小虞的肩膀自豪地告诉记者，“他做得很对，不愧为我的好翻译！”

　　很多人都曾经问米卢，在中国的两年他是如何化解来自足协、媒体、球员和观众的巨大压力的，老米都会像上面那样拍着虞惠贤的肩膀，骄傲地宣称，“因为我有一个好翻译，他把好的翻译给我听，而坏的全都省略了！”

　　它，不是一个崭新的职业，却一直充满了令旁人羡慕的迷雾


　　最走俏的翻译———同传

　　
□本报驻京记者 师欣

　　如果不是“非典”爆发，5月原本是各类国际会议举办的高峰时期，而其中最为忙碌的莫过于同声翻译这个群体。哪儿有会，哪儿就有他们。北京的大会减少了，他们中不少人便“移师”国外去翻译。其实3月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美国攻打伊拉克时，我们已目睹了他们的“本事”。战争第一手报道传送过来，语言是一大障碍。偌大的央视不乏有实地采访经验、英文又流利的主持人记者们，面对同声翻译却是望而止步，还要“求助”专业人士。

　　所谓同声翻译，也叫“同声传译”（简称“同传”），一般用于大型国际会议时各种语言相互转换，要求译出语和译入语几乎同步进行，当发言人的讲话传到与会者耳中时，已是与会者各自熟悉的语言了。

　　在互联网上输入“同声翻译”，所有相关资料对这份职业都冠以“金”字招牌：金矿职业，金领一族等。因为同传被公认是翻译中最难的，全国人才加起来不过30个，全都集中在北京上海，僧少自然多喝粥。另外上会的交通费食宿费等全由会议组织者提供，他们经常还是全世界地跑。
　　据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的老师介绍，现在做同传，一天工作6小时，优秀的翻译能赚800美金，一般水平的翻译也能挣到4000元人民币。“凭什么能挣这么多？”做同传的人出去，免不了被问到这个问题。答案很简单，能做又做得好的人没几个。

　　圈子不大，又笼罩着高薪的迷雾，致使这个圈里的人都非常低调，拒绝曝光。

　　1979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设立同声翻译训练部，实际是联合国译员训练部为其培养翻译人才的一个项目，相当于硕士文凭。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撤，只是不再招生。而北京外国语大学成立的高级翻译学院中，专门开设了同声翻译这个专业，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和欧盟也联合办起同声翻译班。

　　据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同声翻译回忆，他入行十几年，真正感觉行业蓬勃起来应该是从1995年开始，以前只是有需求但没市场。市场化导致国际会议逐渐增多，他们参与翻译的领域可谓五花八门：国民经济、货币政策、政策投资、保险、IT、煤炭石油等等，从政治到经济，甚至细微到蜜蜂大会等专业会议。

　　曾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担任翻译的卢嘉祥，在接受采访时强调同声翻译的最大感受就是要进行“闪电般的思维”。由于要求同步，这就意味着几乎没有思考的时间。通常情况下，国际会议都要求多个语种同时进行翻译，按语种分成数个“翻译间”，一字排开。整个过程非常紧张，不允许思想有丝毫走神。

　　专家们公认，若想成为一名优秀的同声翻译，不一定要接受正规大学科班训练，或是语言天才，关键在于个人的灵动性和刻苦性。当然良好的英语是基础，还要对汉语有很好的把握能力，能游刃有余地在两个语种间切换；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现场应对能力；还要有广博的知识面，会议主题千变万化，要求同声翻译在很短时间内迅速掌握这个领域相关常识。

　　归根结底在于实践，时间做久了经验也就丰富了。从事同声翻译的，有自由职业者，也有兼职在做的。目前国内没有对同声翻译有任何资格认证，毕竟要想划分等级也不是件容易事儿。我们也没有一个固定的机构来负责同声翻译的相关事宜。看一位同声翻译能否胜任，直接取决于与会各方的评价。

　　每年5月、10月、11月是他们工作最繁忙的时期。一般除了炎热的8月和春节外，他们都处于忙得做不过来的状态。主要服务群体是各大部委以及大的跨国公司，翻译内容以IT业、金融、商业、环保居多。

　　在遇到一些很冷僻或很专业大会时，往往一天的会议，他们要做准备一天，先要和会议组织者进行良好沟通，了解整个大会的宗旨，还要事先背诵一些专业术语。现场翻译质量主要取决于会议组织者的认真态度。

　　据这位不愿意公开姓名的同传者讲，最难翻译的就是医学，他从来都不会接跟医学有关的会议，因为太过专业，翻译不好会砸了牌子，招牌是他们生存的根本。在现场通常能把讲话人80％的内容翻译出去，就是相当高的水平了。而最难翻译的莫过于拉美人、印度人、斯里兰卡人说的英语，讲得飞快，就像是唱歌。绝对需要他们聚精会神，倘若事先再没有发言稿，就完全要靠经验，沉住气，放松心情，结合上下文尽量去翻译。

　　他们的日常积累非常重要，要读报刊，关心国内外大事，留意新词汇出现，养成随手记录词汇表的习惯。

　　“其实对于同声翻译，不应先想到能挣钱，毕竟做成的人不多。即便成功也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多年努力的结果。每到一个地方就打听我们是否一天能赚多少万元，却没有人关注我们一天怎么绞尽脑汁的，这也是媒体最大的误导。”一位同声翻译感慨道。

　　通常一天跟会下来，由于注意力过分集中，他们身心都感到疲惫。每年8月的闲适期，他们就跑到国内外去度假。

　　对于这份职业，从事人群实话实说：“形势越来越好，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好的发展！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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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中国翻译市场处于发育阶段

　　●翻译市场在我国还处于发育阶段，但在国外已形成了一个成熟的产业。据了解，目前全球年翻译产值超过130亿美元，亚太地区占30％，中国市场约为127亿元人民币左右，美国权威机构对世界翻译市场的调查显示，翻译市场的规模将在2005年达到227亿美元，中国将达到200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，发展空间巨大。

    ●与巨大的翻译需求不协调的是我国翻译市场的不足。目前，中国的翻译市场规模在100多亿元，而现在的翻译公司的消化能力在10—15亿元，大量的信息被挡在了门外，由于无法消化来自国际的信息流，导致中国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。

    ●业内人士指出，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，以及北京举办2008年奥运会，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，同时也增大了信息本土化的需求。

    ●据世界性组织本土化行业协会的统计，信息本土化行业当前的年销售额为150亿美元左右，通过信息本土化，能为客户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。现在世界上最大的信息产业公司投入约15亿元的信息本土化费用，就能为客户带来500亿元的销售额。投入产出比高达1：30。

一直陪伴在米卢身边的小虞不仅扮演了翻译的角色，他还是“司机＋秘书＋保姆＋协调人”